原载于<北京青年报>
孙维刚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
继孙之星同学写文章让我们“认识孙老师另一面”（见本报2月5日2版）后，姜宪明，北京22中学前任老校长之一，也给报社写来一封长信，告诉我们孙维刚的成功之处，在于辩证地看待和解决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（而非将二者对立起来），因此在他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中，没有出现任何应对“双重标准”的尴尬和矛盾。
孙维刚的名字，无论生前或身后，总是与一大堆头衔或荣誉相联系：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劳动模范、中国数学会理事、特级教师、北京市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、全国十佳师德标兵……
1980年，他从初一开始接学生一直送到高三毕业，自己教数学兼班主任，进行了长达17年的三轮班“大循环”教改实验。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实验班中，一轮班的蔡冰冰是北京市唯一入选首届国家奥林匹克集训队的选手；二轮班的彭壮壮荣获全美最高水平的高中学生科学竞赛大奖——西屋奖；三轮班的闫王君是第3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得主。
1986年毕业的第一轮班，除1人外，高考全部上线；第二轮班，40人中15人考入北大、清华；第三轮班的高考成绩，更是成为孙维刚的“标志性”数字，40人中的22人升入清华、北大，占全班总人数的55%。
有了凡此种种背景，孙维刚前面便多了许多定语：“传奇”、“神奇、“轰轰烈烈”等等。
但是，记者深入采访后发现，当人们把更多的视点盯在他所取得的辉煌教学成果时，却往往忽视了他在整个育人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平凡。而正是由于辩证地解决了教书与育人间的关系，即“德育的成功，将有力地促进开发智育的进程；而德育的苍白或紊乱，将滞误智育工作顺利地进行”（孙维刚语），他才培育出了高素质的人才。
■早已被社会上淡化的“养成教育”，在孙维刚这里还是“香饽饽”
■孙维刚抓德育，常讲“浇菜要浇根，教人要教心”，而他教心的方法便是以身作则
抓素质教育从哪儿入手？孙维刚认为，德是关键。在他看来，德育是智育的基础和归宿。
《资治通鉴》里说：“是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，德才兼无谓之愚人，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凡取人之术，若无圣人君子而予之，宁予愚人，勿予小人。何则，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”
孙维刚深谙古人用人之道。因此，在他的育人准则里有这样一条“定理”：“一如既往，我们要坚持品德第一，学习第二……”在他看来，如果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，作为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，甚至进而为害社会，这样的智育再“成功”也毫无价值。
他反复向学生灌输这样一种观念：一个智商高的人，如果不把他的才华用在正地儿，那他还不如干脆无才。
孙维刚开家长会有一个奇特的地方：“重德轻智”。三轮班家长李全还记得：开家长会时，有时孙老师会把学生的成绩及排名列在黑板右侧，而随后又在显要位置打上另外一个“综合分”即“素质分”，有时两者反差较大，成绩不好的却有可能受到表扬。当时家长们都大惑不解，后来才明白他用综合素质去评价学生是正确的。他认为有远大抱负、正派、诚实能助人的学生最终能成材。当初成绩不好的闫王君后来果然证明了这一点。
1999年6月，已是近61岁高龄的孙维刚，又接下了他的第四轮，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轮实验班。这时的他，从1990年发现膀胱癌开始，已前后接受过8次手术，此前不久，由于发现直肠癌变，又刚刚进行完“直肠改道”手术。
6月20日，是全班同学和家长永世铭刻的日子——孙老师召开了全体同学及其父母的联席建班会。会上，针对社会上越来越浓的“见分不见人”的风气，孙老师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：“做学问，先做人。不要只是想着三年后考高中，六年后考大学；这些都先不要想，当务之急，是想想把孩子们培养成品德高尚的好人。”
基于此，孙老师提出了如下的建班原则——
一、诚实、正派、正直。
二、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，为人民多做贡献。
三、做有丰富感情的人，要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幸
福。
……
家长孙言告诉记者，首次家长会，他本来是抱着听一听的态度来的，因为这时同意录取孩子的，还有另一所市重点中学。而孙老师的一席话，使他立即拍板：把孩子交给孙老师我放心。
从1999年6月20日到9月1日，类似的家长会孙维刚共召开了10次，每次平均3个半小时。
许多人认为，本来学生学习负担就很重，再花时间、精力抓德育得不偿失。但孙维刚不这么看，他认为知识长进，使人易于了解社会和确定人生的正确方向，这时学习道路上遇到困难，也不会气馁。而同时，思想道德正派的人，一旦在学业上有所建树，就会有利于人民和社会。
有人形容：高考分数下来，差1分，能差出一大操场人。可是1997年5月，孙维刚三轮班成绩排在前15名的学生，却做出一项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：把4个市级三好生的名额（高考时每人可以加10分）主动让给后面的伙伴。
记者曾纳闷，这种“壮举”即使孩子们“感情用事”地做出了，家长们也应该“理智”地劝阻吧？而一位家长的回答使记者茅塞顿开：“这正是孙老师的高明之处——他早已通过一次次家长会，把‘为人民成材，这材当然愈多愈好，越大越好’的观念植根到每个家长的心田。”
难怪孙维刚的实验班中总会出现“咄咄怪事”：
中考还有半个月，李冰的父亲不仅不让患风疹的孩子回校取书包（他是上着一半课去医院的，全部复习资料都在里面），自己也怕有病毒而放弃去教室，还反过来通知师生快喝板蓝根。
当闫王君准备再次参加国奥赛，再拿一块金牌时，他想到了积劳成疾的孙老师，结果他拿出100多个小时为班上同学做辅导，自己却在奥赛选拔赛中以一分之差落选。他的家长和他却认为这样很值。
……
在孙老师的班上，唱歌要唱革命歌曲，看书要看积极的书籍，学习着装要朴素，递送别人东西要用双手，教室里必须一尘不染，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做家务事，下课后必须坚持跑步训练……早已被社会上淡化的“养成教育”，在孙维刚这里还是“香饽饽”。他曾说：作为一个中学老师面对流俗，我也许是苍白无力的，我无法左右社会上的大气候，但可以“构建”我工作范围的“小气候”。
孙维刚抓德育，常讲“浇菜要浇根，教人要教心”，而他教心的方法便是以身作则。
许多报道都提到过三轮班前15名学生高考前主动放弃参评市级三好生的事情，但是却略过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：这其中就有他自己的独子孙兴。
入学六年来，孙兴虽然是孙维刚的儿子，但除了在班上听课，爸爸没单独给他讲过一次课、补过一道题。父子俩有时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，因为一到晚上，四面八方带孩子求父亲指点的人一拨又一拨；有时，父亲又会出去到成绩差的同学家补课。但在此时，父亲却要求他带头把机会让给别人。
在高考的三天里，孙兴由于压力过大，几乎整夜都睡不着，他自我感觉考得很糟，因此既不查分，也不打声讯台电话，只等听天由命了。（后来还是同学想尽种种办法查到他够上北大的消息的）
三轮班的同学还记得：有一次轮到他们班擦楼道里的水池子，由于太脏，同学们一直迟迟不肯动手。后来孙老师知道了，利用一个周末召集同学到校，先进行爱劳动、爱集体的教育，然后他带头以癌患之躯跪在地上，亲自动手和同学一道把油腻腻的水池擦得一尘不染。
孙维刚强调“神圣的课堂永远安静”。他自己除了讲课外，也从不打破寂静，有事也是做个手势，请同学到室外去谈。
他要求同学诚实，自己则一旦发现错误便主动向学生做检查。
他禁止同学迟到，自己也因为由于路上助人迟到而在风中罚站。
他告诫同学朴素，自己也经常穿着多少年前的两套旧衣服。
……
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小事和不厌其烦的劳动中，孙维刚有意识地把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操，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。他就像一个火炬手，在把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，也传递给他们如下的东西：理想、意志和做人的原则。
■孙维刚从不回避升学率，更不回避能有多少人上清华、北大
■毋庸讳言，智育毕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成功的素质教育必然包含其智力内容的良好“终端显示”
学过物理的人，都还记得这样一道题：要想把铅球推得最远，最佳出手角度是多少？答案是45?啊?
孙维刚在课上问学生这道题，答案也皆如是。
但是他告诉大家：这个答案是错的。
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错题，却引发了孙维刚的无尽思考：为什么这么多成百上千的学生，而且多是学习上的优秀学生，竟不曾有一个人发现？
结论是：条条框框割裂方式的教学肢解知识的结果，把孩子活生生的思考也肢解了。因此，抓智育，不能仅限于知识，要通过知识的教与学，不断发展孩子的智力素质，造就一个强大的头脑。
听孙维刚的课，他可以从小学算术给学生讲到初中代数、高中代数，一直跑到高等数学的边上。而学生却不累。
讲解三角形内角平分线性质定理，许多老师只选一种方法证明它是正确的即可。但在孙维刚的课上，却“逼迫”孩子们想出24种证法。
可以这样说，在孙维刚的课上，几乎每道例题，每个定理、每个公式，都是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去完成的。
孙维刚训练学生，一要“敢”提问题；二要“会”提问题；三是在发现问题后，找出此知识与彼知识间的相互联系。有时为此，他不惜“设套”去“诱导”学生。
三轮班的刘婷就曾记得这样一节课：孙老师顺手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：(a+b)3=a3+3a2b-3ab2+b3。他一边回身一边问学生能不能记住这个公式。刘婷不加思索便说“能”。孙老师摇摇头说，“你应该说这个公式写错了。因为公式左端a和b是平等的，而在展开式中a和b不平等了，那么它一定是错误的，这就是对称思想。”
从“误”写一个小小的数学公式入手，启发孩子不盲从，并由此引出了美学中的对称思想；这就是孙维刚，一个在数学课上融进了物理、历史、军事、哲学、交响乐、唐诗、天文知识的老师。听这样的课，学生们哪里会烦？哪里还有心思说笑、打闹、做小动作？在学生思维如滚滚洪流被泄闸之后，孙维刚倒退到了幕后，学生真正成了课堂上的主角。
看看孩子们被造就后的大脑有多大潜力吧！
别人要花一个月，他们仅用三个半天便讲完了高中数学的118个公式；
初中三年便提前学完了高中的全部数学课程，而且还增加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和部分大学的数学课程。
初二上到一半，便可以优异的成绩答完前一年的高考数学试卷。
……
孙维刚从不回避升学率，更不回避能有多少人上清华、北大。他常常说，在现代社会里，大学是一定要上的，而且要上一流的大学。当学生的智力素质提高了的时候，在考试中取得的好成绩，也将是必然的副产品。相反，把学习和中考、高考成绩拴在一起，又不肯走深刻理解、扎实掌握知识、培养能力、提高素质的道路（因为走“这条路”对于教师确实艰难），便只能采取“题海”战术，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。
而孙维刚学生的成绩，总是和“付出”之间有一道“不等式”——课前不用预习，课上没有笔记，课后没有作业。
孙维刚到底靠什么呢？
有人说：“不高明的老师累学生，高明的老师累自己。”
孙维刚正是如此。他说：“我给学生出一道题，自己要先做10道题，从中选出最精彩、最典型、最能启发学生思维的。让学生会感到数学的乐趣，领略到数学的美。”
在孙维刚的书橱里，记者找到了一摞大硬皮本。数数共有二十二个（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）。上面画着三角、圆锥等各种几何图形，旁边则是密密麻麻的解题笔记。
22中的何启真老师曾回忆道：在我和孙老师合作的过程中，我由于家离学校很近，晚上经常到学校里取东西和继续工作，不论我什么时候到学校来，都能看到数学教研室里亮着灯。我曾悄悄地上楼去看，只见孙老师在灯下聚精会神的备课，桌上堆满了书。传达室的师傅对我说：每天晚上孙老师都要工作到10点多才离开。
在当今社会上流行着“一上，十二不上”（即晚12点睡觉的学生考不上大学，夜里1点睡的才能考上）的说法时，在许多临考学生点灯熬油在题海中挣扎时，在我们生出许多慨叹：做孙老师的学生是多么幸运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可曾想到，是孙老师自己先跳进题海、吃透题海、驾驭了题海，才把学生解放出来，让他们学会游泳了呢？当他的学生保证每晚9小时睡眠的时候，有谁想到过是孙老师替代了他们在“灯下漫笔”呢？是他为学生开创了解题的“三级跳”——一题多解（达到熟悉）、多解归一（寻求共性）、多题归一（寻求规律）；又是他为学生归纳了4个大规律，15个中规律，30多个小规律，使他们从初一到高三，从代数到几何，再没有不会做的题目了。
而这些，正是由于有了孙老师站在系统的高度、哲学的高度，对所有知识的运筹帷幄。
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孙维刚深知：教育是树人的东西，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，更不能搞“一招鲜”和“批量生产”。有的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做教师、做学问。
“让不聪明的孩子变得聪明起来，使聪明的孩子变得更聪明”，当孙维刚这一实验目标终于实现时，你会发现，其学生的优异应试成绩，与应试教育的考试成绩，完全是“两股道上跑的车”，后者是把分数当成原始的动机，而前者则是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；因为毋庸讳言，智育毕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成功的素质教育必然包含其智力内容的良好“终端显示”。
■热爱教育、热爱学生，这就是孙维刚一生倾其全力去做的
■一位学生家长感慨地说，如果我们学不来孙老师的才气，但至少应该学些他的正气
2002年1月20日，在被病魔缠绕、又与病魔搏斗了近12年后，孙维刚终于走了。
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，向他表示哀悼：
远在美国的桑丽芸，从网上发来一份电子邮件，请母亲代她祭在恩师灵前：“我的美国老板对我说，真不相信你是来自应试教育的中国。而我对他说，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的孙老师。”
杨小乐和四轮班的小同学，每人带给老师一封信；他的信则是向老师汇报了从老师上完最后一课，到老师离去后自己的各种情况。他认为这是孙老师最想知道的。
常言道：知子莫如父。在孙老师这里还应加上一条：知师莫如徒。孙维刚所有的学生都知道，老师心中真正惦记的，只有他们……
孙维刚的妻子王海亭还记得，弥留之际的孙维刚，嘴里反复念叨的，除了“收卷子”、“拿圆规”之类的话外，就是常常喊着班中一个最淘气的男孩的名字。而提到儿子孙兴的名字，却只有去世前三天那唯一一次。
热爱教育、热爱学生，这就是孙维刚一生倾其全力去做的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一旦来到孩子们中间，我的心、我的情、我的魂，似乎都被他们摄去。”
一位学生家长感慨地说，如果我们学不来孙老师的才气，但至少应该学些他的正气。
一个人当他爱学生超过生命时，你就会理解：
他何以丢下10岁的儿子在家，去陪着学生去四川集训，从成都到北京的两天一夜，他把自己的软卧腾出，自己去坐孩子们的硬座。
他何以穿着陈旧的衣服，却前后花了一万多元去接济学业上、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。
他何以在扫房时，怕尘土吸入学生肺中影响健康，而把他们轰走，自己用半小时把顶棚、四壁扫净。
他何以以49岁的身躯，背起扭伤了脚的学生去医院看病。
他何以多次拒绝去大学任教以及开办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去赚钱。
他何以……
数不清的何以！
我们不能阻止自己去想做孙维刚的学生有多么幸福：在22中，你可以不加任何指点便径直找到他的实验班——只有他的班教室后面有一排书柜，家长们不必担心沉重的书包会影响孩子的脊柱。这个媒体有多少次呼吁、校方就有多少次诉苦的难题，到了孙维刚这里就迎刃而解了。
一个留给人的印象，总是骑着旧自行车来回奔波的人，却担心为大合唱伴奏的手风琴太重，打着车挨着个儿的去接学生。
许多记者向学生打听孙维刚最后一课的情形，但是问到的许多人都记得不太清晰：因为那时虽然他的骨癌已使他无法再从每层12级的旋转楼梯爬上四楼；虽然在家他要常以头抵墙来减少疼痛；虽然他连钻进前来接他的车时都很困难；但是站到讲台前，他脸上依旧挂着微笑，没有一丝异样。
大年初四，三轮班的学生来到孙维刚家陪王海亭过年。书房里，挂着学生陈帆题写的一幅墨迹——师魂。包着饺子，王海亭听到这些业已成人的“孩子们”在议论：记得吗？当初老师还留给我们一道题呢：为什么大型烟囱的形状总是双曲线的？……
在这个孙维刚走后的第一个春节里，没人流泪。因为他留给人们的，是永恒的微笑与思考！
■文/本报记者 张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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